草赋税赈灾济民之类的具体事务，军国大事还得由国君决策调遣。秦公很想从卫鞅变法开始，改变秦国官制的落后状况。他很明白，由于诸多原因，卫鞅在官制变革方面肯定有所顾忌，尤其在国府上层的官制变革方面不好彻底放开手脚。若没有他这个国君出面为卫鞅打开局面，在秦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军争国家，卫鞅将很难展开彻底变法。

　　秦公本来就是个胸怀开阔、志向远大的青年英杰。对天下大势列国变革了然于胸后，雄心大起，他丝毫没有想到大臣开府对国君的威胁，更不会想卫鞅会成为威胁。目下，秦公想的做的都只是一件事，增大卫鞅权力，使卫鞅成为治国的总政大臣，而不是秦国传统的的左庶长，即或传统左庶长的权力已经很大了。测试文字水印6。秦公思虑周密，既要扎实的达到实际目的，又不想国人疑虑，反复揣摩，便采取了“重实轻名”的方略——在名义上尽量沿用老秦国旧称，在实际上则一定做到像东方大国一样的治国方式。秦公虽然没有册封卫鞅为丞相，而仍然封他为左庶长。这是秦国沿用了几百年的官名，原本就是最有实权的大臣职务。

　　秦国尚左，和东方尚右不同，在东方，右比左大，坐在右方的人是比左边的人更贴近国君的心声。但在秦国是反过来的，在秦国的两个庶长中，左庶长为，右庶长次之。

　　春秋时期，秦国的左庶长是上马治军、下马治民的军政席大臣，非嬴氏公族不得担任。进入战国，秦献公将治民的政务权分给了上大夫甘龙，左庶长协助国君统军作战并总管军务。但在朝野国人的心目中，左庶长依然是最重要的军政大臣。秦公将甘龙升为太师，就是要将甘龙的治民政权回归到左庶长手里，为的就是给卫鞅执掌大政铺路。测试文字水印5。当卫鞅从嬴虔手中接掌左庶长权力的时候，事实上已经是与东方列国的开府丞相具有同等权力的大臣了。

　　但是，这种大权并不意味着事实上已经成为东方列国那样的开府丞相。丞相总理政务的要害是开府设立权力机构，仅仅有个人权力而没有开府，就无法全面处理国家事务。开府的根本之点是配备属官，其次是建立府邸。开府属官里，景监做左庶长府的长史，车英做左庶长府的卫尉。这两人虽然都是军旅出身，但却具有不同的才能特点。景监有政事才能，虑事周密且很有担待，出使魏国和洛阳，已经隐隐然有了大臣风范。他做长史，可以为卫鞅挑起所有琐细烦剧的国政事务的重担。车英则对军中事务具有很高的天赋，又是一个机警勇猛的剑士。他做左庶长府的卫尉，非但可以给卫鞅提供军旅变法的许多情况，更重要的是，卫鞅具有了一支得力的护卫力量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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