出收入。

　　投机、运作、赚钱、发财，成为宋地小贵族们每天都在讨论的事。原本租种给农夫的土地，变为了种植土豆酿酒的庄园；原本分散的土地收回，成为了轮作靛草棉花豆类的农场。

　　土地的变革，也为陶丘带来了更多的商品原材料，以及重要的自由劳动力。即便墨家不断把人装船送到泗上，陶丘依旧还有很多农夫不走，而是卖了土地去城市求活。

　　正是“用贫求富，农不如工，工不如商，刺绣文不如倚市门”，陶丘这座天下之中的商业城市，用一种畸形的方式完成了转型。

　　泗上的每一步发展、每一种新商品出现、每一次拓展了在楚越等蛮荒之民聚落的市场，陶丘这边便会多出更多的商人和雇工。

　　那些已经没有垄断暴利、被墨家放弃的手工业，迅速在陶丘发展起来。纺织业、染布业、造船业、木器业、制陶业这些年急速发展。

　　商人的力量越发膨胀，有钱却无势，因为身份的阻碍他们没有政治权利，于是开始想要自己的政治权利，认同墨家“人皆天帝之臣故而人人平等、人无分老幼贵贱有才即举”的理念。

　　如索卢参那样的人，或许看到了这背后平等隐藏的不平等，但社会的发展还没到那种地步，也很难一蹴而就，因而陶丘的发展处在一种上升起。

　　手工业者、小商人每日聚会，听墨家的讲学，带着一种市民阶层对平等的追求，成为了市民阶层的主力军。

　　大商人则忙着加入墨家牵头成立的一些作坊和特殊的“公司”，比如在潡水之战后墨家问越王要了许多的“习流”水师和造船工匠，那是十年前明确在条约中的，于是沿着泗水经淮河邗沟再到楚地、百越一带的商船每一次都获利丰富，已经有颇多大商人加入其中，利益相连。

　　海阳一带发展的制糖业、茶叶；泗上的冶铁、军火、玻璃、煤炭；宋地的粮食、棉花；北地来的马匹，本地的养殖……种种这些，都让陶丘成为了一座充斥着金钱味道的城邑。

　　这种情况下，商人最恐慌的，就是没有“成文法”，国君贵族可以剥夺他们的许多东西，他们需要掌握自己的力量，加上墨家的政策对他们更为有利，而且利益相连，他们自然选择墨家作为靠山。

　　宋国的君权本身就衰落，政变之后墨家在内部煽动，更是极力遏制了权力。

　　几次争取之后，商丘终于得以每年缴纳一定的赋税，换取了城市的半自治，成为和商丘国人一样的存在。

　　而魏国、齐国的政策扩张，让他们深感恐慌，于是他们出钱、本地的雇工和大量闲置人口出力，墨家出技术，花了三年时间重修了陶丘城，成为控制齐、鲁、魏三国的重要军事堡垒和工商业城市。

　　并且出资成立了一支义师，只不过这支义师是掌握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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